诗词研究·诗学概念·言不尽意

古代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虽然《易·系辞传上》早就称引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但《易·系辞传》实际是以此为导语而发为“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论。因此，哲学与文学上的“言不尽意”论，实际上语出于《庄子·天道》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意思是说，书籍文辞之所以可贵在于记录了语言，语言之可贵在于反映了人的情意，然而人的情意的产生，随具体条件而变化，其思维想象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这又不是具有物质外壳的语言所能充分、全部表达的，因而其中究竟保存多少作者的真情实意，是很难说的。一切事物都有外貌与内质，人们的认识与表达如果只停留在其形状、声音、颜色、名称的表面，而没有透过现象去发现其内在本质，发现世界事物的丰富多样、精深微妙，那实在太遗憾了。古代关于“言意之辨”问题的争论，儒家强调言可达意，如孔子标举“辞达”(《论语·卫灵公》)，肯定“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很有道理的。语言作为人类进行思维与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理所当然地为抒情达意服务，而文学则借语言得以长期保存和广泛流传，有着对知识的延续与发展文明的伟大作用。然而言、文与意三者之间，既密切联系，又属不同的现象，其间也存在着矛盾。儒家在这矛盾的复杂关系方面，有所忽略，因而道家创为“言不尽意”之论。儒、道二说，各抒己见，容有偏胜，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探讨，都有益于对“言意之辨”问题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庄子，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恰恰为弥补其间的差距，突破语言文辞的局限，并启发了深入一层的文学思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庄子肯定了“言贵意”的前提，但同时指出了“不可言传”的客观事实。正如现代语言学家所指出，语言表达思想的功能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语言只表现一般的东西，“而人们所想的，即语言所要表达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自然会产生一些矛盾。有的时候，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的复杂性难以用言词一一穷尽地表达出来，因而在所要表达的意思上留下一片空白”(叶蜚声、徐通铿《语言学纲要》)。于此可见，道家的“言不尽意”之说，虽然不可能排斥不可知论的唯心成分，但却也有其一定的科学根据，所以陆机《文赋序》有“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之叹。后来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欧阳修《书梅圣俞诗集》，随处可见其影响。《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启示诗歌文学创作追求言外之意，对于促进形象思维和文学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