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粲是明代戏曲家吴炳的传奇作品《绿牡丹》中的艺术形象之一。

顾粲是一个胸怀远大志向、前程锦绣灿烂的有为青年，以学问、诗才闻名乡里。他还喜好交友，凡性情相宜的朋友，无不频繁往来。久而久之，便有心将诗友的诗作文章汇为一编，以使同好者皆得欣赏。顾粲为人正直，讲究道德品行，由于他选诗的事被广泛播扬，因此一些文墨不通的假秀才便想鱼目混珠，求他选入自己的文章，而以金钱相贿。顾粲在好友谢英处遇到柳五柳、车本高，又被两人纠缠，恳请以诗入选顾粲嘲笑他俩冒附名儒，惹得柳、车恼怒，发誓日后碰到考试机会，定要考在顾粲前列，以消遭受羞辱之恨。

事有凑巧，原任翰林学士沈重告老还乡后，诗癖更深，老学士在当地深孚时望，受人尊重，而他也喜爱提携年轻人，希望后辈超过前辈。因顾粲来府上请他为新选社刻作序一事，沈重动了念头：时下文士颇兴文会，老夫如今也创立小社，一来挈引后生，二来访求快婿，免得爱女明珠暗投，匹配庸流。于是，他发出帖子，邀顾粲及旧家子弟柳、车二生共同赴会。次日，顾粲等三人来到沈府，拜沈重为师，接受会考。顾粲见题目为赋绿牡丹一首，便静心运思，撰成牡丹诗云： “碧于轻浪翠于烟，如此花容自解怜。仿佛姓名犹可忆，风流错唤李青莲。”思力悉佳，可称当行。几日以后，试卷经沈重评阅，列出名次，顾粲之作竟逊于柳、车二生，落为第三。顾粲因此被柳、车羞辱。顾粲的性格，原是温柔敦厚的，他虽然喜好诗作，却并不以名次高下为意，但两个白丁的嘲笑却也令他愤愤不平：难道沈重的识力竟错乱至此吗?当然，他根本没有想到，柳、车的诗作是请人代写的。后来，他有机会看到这两首诗，不禁惊讶了，因为诗写得确实好，完全不比自己的差!同时顿生疑窦：一定是柳、车考场作弊。顾粲毕竟是谦谦君子，胸怀磊落，他于疑心之后，却想既然是评定诗作好坏，又何必计较谁人所作呢?那白丁的痴狂得意竟可随他去的!至此，剧作较完整地塑造了顾粲作为文士的一个方面，人们已能从中了解顾粲这一文人的一般思想态势。然而，如果将顾粲仅仅描绘成一个出色的文人，那是没多大意思的。戏曲家吴炳的生花妙笔并未在此搁滞， 相反，作者将上述所有的描写作为进一步刻画顾粲人情味和好胜一面形象的铺垫。当顾粲才作出不与人争高下的决定，突然回忆起会试试卷拆号后，沈老先生曾出示同题诗一首，说是他人手笔，其内涵又颇有女子口吻，当时曾想向来听说沈老先生有女儿尚未字人，想是故意在人面前夸其才调，以示择配之意。顾粲立刻联想到：若依名次先后，我第三的自然没份了!难道就招个白丁女婿?这里，作者巧妙地将笔触由写顾粲为文人转到写其为“情人”，谓其“不欲争”而变为“欲争”，从此，顾粲心中思考的将是如何以其真实的才华赢得与沈女结缘的资格。虽然以后不乏较试才华的场面，但那不再是终极的目的，而勿宁说是一种手段了。

而柳、车二生也在做着聘娶沈女婉娥的美梦。这天，三人又在沈府不期而遇。柳生奉上馆师谢英的诗稿，车生仍将其妹静芳的闺阁之作交给沈重，以为聘娶沈女的资本。言谈间，二生竞相厚颜提出要娶婉娥的要求。正巧顾粲因送上窗课及诗社诗选也到沈府，便暗中讥刺二生会试有弊，请求沈翰林重新面试，细访人才。顾粲面对柳、车二生的嘲讽，毫不让步，提出严格考试规矩才能较评真才实学。这些要求被沈重接纳，并定下再考日期。这次交锋，突出了顾粲坚持原则的性格，非常生动地描写出这位年轻才子为了赢得爱情和婚姻的权利而作的努力，令人感到他的书生气是多么可爱!作者将文士的特征与欲做有情人的细腻心理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能够互相照应，是十分成功的。

《绿牡丹》通过主人公顾粲等人的行为反映出对于“真”才子的溢美、对假士人的鄙视。这值得注意。明代中叶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往往好谈性理，而不乏矫饰。如剧中车、柳之辈或以钱财贿赂，或以虚假冒作来获取地位、名声。假名士既充斥于社会，则真情便为之所蔽，真才亦为之枉曲了。汤显祖曾说过： “他人言性，我则言情。”其思想背景乃是晚明社会思潮中批判腐败政治，追求个性率真的新观念。顾粲为学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便与卑鄙丑劣的假名士针锋相对。在晚明戏曲作品中，有一部《东郭记》，内容是以《孟子》中有一妻一妾的齐人为主角，再以淳于髡、陈仲子、王驩及一妻一妾为配角，描写当时士人为求富贵虚名而做出的种种卑贱行径。《东郭记》作者孙仁孺直接以批判社会中黑暗面为题材，笔锋犀利，别具一格。而与孙氏基本上同时的吴炳，则在他以表现男女真情为主题的作品《绿牡丹》中，于以人物形象的真情寄托个性解放思想的同时，又以假名士的丑态衬托出顾粲之真才与坦诚，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塑造顾粲的艺术形象，丰富人物具体多样的性格背景，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